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与医药有着极深的渊源。童年时，父亲长期抱病，鲁迅每隔一天就要请医生到家里问诊，四处寻药更是日常。青年时，鲁迅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学的便是医科，他希望借此挽救彼时正处于颓败与困境中的中国。鲁迅晚年深受肺病困扰，日记中满是关于病症与用药的记载。

在鲁迅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药”是一个被赋予了丰富象征意义的意象。鲁迅笔下，“药”是《父亲的病》中的“败鼓皮丸”，是《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吃下就要不停走路的“五石散”。不论“药”的配方如何玄妙、如何难寻，可以肯定的是，“药”治不好腐朽的“心病”，救不了当时封建矇昧的国人。

药方：故弄玄虚的天方夜谭

鲁迅对“药”最初的认识，源自于父亲的病。鲁迅在《朝花夕拾》中专门回忆了幼年为父亲寻医问药的经历。为父亲诊治的两位“名医”用药与众不同，“药引”都颇为难得：须到河边去掘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就连一对蟋蟀也要“原配”。最特别的便是“破鼓皮丸” ，寓意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药丸可以克服名为“鼓胀”的水肿病。

“名医”所开的药方总是不易得，然而踏破铁鞋寻来的特殊药引与药丸并没能治好父亲的病。最后，“名医”陈莲河将治病的出路指向迷信和命运：

“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在与“名医”们的周旋中，鲁迅亲历了“巫医不分”的传统治疗手段，并为此后进行中西方医学思想的比较奠定了情感和认知基础。在鲁迅所接触到的中医看来，尽力延长患者生命是第一要务，而当鲁迅开始学习西医，他所接受的关于医生职责的教育则是：

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

与推崇务实与人本的西医相比，玄奥的中医带给鲁迅无尽的痛苦回忆，这也使得他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对“药”有着深刻而传神的刻画。鲁迅《呐喊》文集中的短篇小说《药》，就以泯灭人性、故作高深却最终也没能挽回患者生命的“药”为主题。

《药》讲述了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了治疗儿子小栓的肺痨，深夜买回沾着革命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给小栓吃的故事。吃“人血馒头”治疗痨病，现在看来如同天方夜谭，在当时华老栓夫妇这样愚昧的民众心中，却是一种不可证实却不得不信的传言。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华老栓夫妇没有求证药方的真伪，却执拗地相信难得偏方一定有用。事实上，“人血馒头”不仅对小栓而言毫无益处，更是对夏瑜这样先进而觉醒着的年轻人的消磨与误解。

在鲁迅的笔下，“药”是无从查证的神话故事，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言，是贪得无厌的盲目崇拜，是置患者性命于不顾的敛财手段。在药的背后，开出药方的人却在“吃人”，他们是愚弄了民智又泯灭了良知的罪魁祸首。

吃药：人性劣根的照妖镜

小说《药》中的华老栓是一个为子求医心切的慈父，更是自欺盲从的愚民。他明知“人血馒头”并非正经的药，不符合理性与伦常，不敢让儿子知道自己买过“人血馒头”，却对其赋予了至高的期待。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

在鲁迅的笔下，吃“人血馒头”的并非华小栓一个人。有无数像老栓这样求医无门的父母，将希望寄托于传言中的“药”，他们不在乎药方是否可靠，来源是否合情，他们甚至在取药的过程中，如同一个普通的看客般，对作出牺牲的人毫无同情和愧疚之心。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跟风吃药”并非鲁迅笔下小说作品的独创。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到，开创魏晋玄学先河、喜欢空谈的何晏因为身体不好而吃毒药“五石散”，这在后来在民间演化成了一种荒诞的流行风气，甚至成为了人们展现财力与阔气的方式。

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

由于吃过“五石散”后需要走路散发，名曰“行散”，为的是让药起效，因而后来很多作者即使不服药，也以 “行散”二字入诗，用以追求潮流。吃“五石散”的传统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变得更加极端：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

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吃药”这一行为如同国民劣根性的照妖镜。吃药的人们自欺、盲从、虚荣，他们并不真切的知道自己病在何处，他们无法思考病症的真正根源，吃药救不了他们所罹患的病痛，却能加深他们的愚昧与封闭。

病根：封建社会扶不起的民族魂

在华家的茶馆里，客人们听说华小栓吃了夏瑜的“人血馒头”，人人都视之习以为常，嬉笑着说小栓的病一定会好；而当他们听说夏瑜曾劝牢头造反，却激动地展现出愤怒的模样。看客们并不知道夏瑜为谁而牺牲，也不在乎夏瑜所追求的信仰，他们只当夏瑜们的奋斗是一场热闹，吃着沾了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为着自己能够抢到这一点珍贵的“药”而沾沾自喜。

鲁迅的父亲至死都不知道世间除了中医还有西医，他从未质疑过“名医”的药方，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也只是因为灵丹太贵而摇头。在鲁迅的童年记忆中，一家人都是靠着舆论和礼节治病、办事，所求也不过是一句“孝顺”的美名。

魏晋时期中无数文人墨客因从众而吃“五石散”，或假装自己吃了，看似引领起“魏晋风度”，实则不过是因为毒药导致身体感受异样而不得不穿宽大的衣服、不穿鞋袜而穿屐。后世称道魏晋时期的人们飘逸，而他们内心却是很苦的。

这些都不是“吃药”能够解决的问题。在鲁迅眼中，国人的病根在于被封建社会压迫了两千多年，扶不起来了的民族魂，当时的中国并不缺少灵丹妙药，缺少的只是独立之精神、民族之脊梁。因此，鲁迅在《呐喊· 自序》中坦言：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