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丛谈｜难忘今古同商讨：读《柴德赓日记》札记

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1964年4月至1966年6月，柴德赓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协助陈垣先生点校《新五代史》。

《柴德赓日记》1964年4月26日记录：“六时半到北京，耀平、君衡来接，许大龄夫妇亦来。师大方面王文瑞、刘淑娟、石峻来接。至福寿里宿舍，已为余准备65号房间一间，即搬入。”耀平、君衡分别为柴德赓长子、三子；许大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文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党支部书记；刘淑娟，北京师范大学干部科科长。福寿里65号为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宿舍区。

日记里继续写道：“援师因病入北京医院，与乃和略谈，知调余不止一次，师大初欲整个调余来，江苏师院不肯。今番借调，乃第三次。”原单位不肯放人，也不是柴德赓一人遇到的情况。刘乃和1964年4月18日写给柴德赓的信里就讲起过：“这次调动，如不以公文上所写的情况调，是调不动的。听说其他学校也都是如此，都是第一次调不动。我替他校考虑，也确是困难，有好教授，谁愿意调出去呢？都是中央再调，没办法，也只好顾全大局，同意了。其他人早已安顿好，只有您是后调的，如非老夫子名义，更调不动了。”“老夫子”，自然是指陈垣老先生了。

徐俊《从修订本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曾简略说明“翠微校史”：“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有‘二十四史’点校本……”前四史的点校本，1959年9月出了《史记》的，12月出了《三国志》的，1962年出版了《汉书》的，至于《后汉书》点校本出齐则已到了1965年。前四史之外的“其他各史，虽然确定了点校者，但进度缓慢。到1963年，中华书局向中央写信，要求把外地承担点校的学者调进北京，集中在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像南开郑天挺先生、武大唐长孺先生、山大王仲荦先生、中大刘节先生等，都是1963年被借调进京的。聂崇岐先生故去后，罗继祖先生进京接替《宋史》的工作，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等先生，留下了一段盛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

关于陈垣、柴德赓、刘乃和点校“新旧五代史”，徐俊《半个世纪的学术接力：两的点校与修订》亦有简要说明：“两《五代史》由陈垣先生负责，刘乃和、柴德赓分担二书整理……协助陈垣先生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先生后来也借调到京，但为了便于向陈垣先生请教及与刘乃和先生研究工作，没有住到翠微路……”这两篇文章均收入《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中华书局2021年12月版）。

这两篇文章大体说清楚了柴德赓借调进京点校《新五代史》的若干背景情况。

柴德赓日记里涉及赴京后点校《新五代史》内容的，第一次是1964年5月7日：“陈仲益来，言明日上午中华书局萧项平、赵守俨二同志将来访。”陈仲益，陈垣次子；萧项平，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中华书局编辑室主任。5月8日日记：“八时半傅彬然、萧项平、赵守俨来访，谈《新旧五代史》校点工作。”傅彬然当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

5月19日日记开始出现阅刘乃和《旧五代史校点稿》的内容：“初阅《旧五代史校点稿》，一一笺注意见，自四十九卷始。”此后5月20日、22日、25日、26日、28日均有阅《旧五代史校点稿》的记载，28日日记：“上午笺注《旧五代史》意见，尽第十册。”6月1日日记：“与乃和商定，余先校点《新五代史》，《旧史》俟其将基础工作再作一段时，余通阅核定。取来彭注《五代史记》及校点组每次会议记录回寓。”《五代史记》彭注，即北宋徐无党原注、清代彭元瑞补注的欧阳修《五代史记》。《五代史记》是北宋欧阳修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6月2日起日记里有了校点《新五代史》的记录。6月10日日记“校点《新五代史》至第十六卷。”

陈垣和柴德赓、刘乃和。

柴德赓开始点校《新五代史》之后，日记中仍有包括给刘乃和《旧五代史》在内的其他史的点校做事的记录，例如：1964年7月13日日记有与刘乃和商量南齐书、宋史校记的记载：“乃和电话中商‘南齐书、宋史校记’如何提意见问题，予细阅王【仲荦】、罗【继祖】两家校记，未必尽当，略为核定……”同日晚上“谒援师……与乃和商量‘校记’意见”，第二天“重阅‘南齐书校记’发现问题更多”。15日中华书局开会讨论两书校记，日记记载刘乃和、柴德赓均作了发言。再如10月5日“为乃和解决《庄宗纪》中一诏令中问题两三处”。

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有一段时间，几乎都是日校一卷，有时甚至日校二三卷，例如7月9日“上午阅《五代史》至第二十九卷”，10日“阅《五代史》至第三十二卷”。至8月31日日记：“阅《新五代史》至第七十四卷。”《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9月21日日记：“上午开始作《新五代史》校记，校定《目录》及《卷一》一卷。”这条日记可知，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有初校和二校，初校为点读断句，二校则校勘全书，点校定稿，并开始写“校记”。第二遍点校9月21日开始，常常也是日校一卷，有时也有一日数卷的记录，如10月5日：“校《新五代史》卷五、卷六，以一日精力赴之。”10月17日：“校《新五代史》第十八、十九卷。”

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也有一卷两日点校毕的，如第六十卷《职方考》，26日开始校，27日（星期日）始“校毕”。有的卷数，内容自己不是很明白，比如《司天考》二卷（第五十八卷、五十九卷），12月25日日记:“今日睡眠甚差，仿佛去年夏季失眠状况。此日又遇《新五代史·司天考》，余于天文历算，素无研究，不知为不知，单留此两卷以有待……”这是把一下子不能解决的，先搁一旁“以有待”。柴德赓校点《新五代史》，虽遇有若干一时不能解决的疑难之处，但也常得校书之乐，例如1965年1月11日日记所记录：“校《新史》第六十五卷《南汉》，此卷错字特多，校之费力，然亦兴趣盎然。”

1965年1月26日日记：“校《新史》第七十四卷毕……”至此《新五代史》除了《司天考》两卷外，均已做了点校，柴德赓这一天的日记继续写道：“此八个月，夜以继日，虽身体不适，幸校书有所成就，足以自慰，春节后当以两个月时间写成校勘记，可以交卷矣……”

1965年2月1日是旧历除夕，柴德赓是在北京度过的。2月26日“晨起觉精神较佳（维强按：柴德赓2月23日日记‘伤风已兆’，25日日记‘昨晚在乃和书室中受热，伤风加剧，今日甚狼狈……’）。九时赴中华书局，诣傅彬然，同诣金灿然，不值，与赵守俨、萧项平谈‘校勘记’义例。”3月4日日记：“今日作《新史》第一卷校记毕。”此后日记几乎每天都有撰写《新五代史》校记的记录。5月6日日记：“校记《新史》第四十二卷，问题特多。”6月2日日记：“写《新史》校记第五十七卷。《司天考》为余一难关，非通此关不可。”3日日记：“上午写《新史》第六十一卷校记，其‘司天、职方’二考俟后再作校记。”6月6日日记：“下午至陈乃乾先生家晤钱宝琮先生，谈《司天考》。”钱宝琮先生是中算史名家，精通中国古代历算。26日日记：“写《新史》第七十三、七十四两卷校记，至晚一时毕。”然后再回过头来校点《职方考》《司天考》，28日日记：“校点《五代史·职方考》。”29日日记：“校《司天考》。”30日日记：“写《司天考》校记毕，此事久未着笔，总缘胸中有畏难情绪，此次克服困难……”7月1日“写《职方考》校记，头绪较多，钱竹汀校《五代史》唯此卷用处较大。”4日日记：“晚校《职方考》毕。校记初稿127页，共1032条。一年辛苦，粗有收获，可告组织，亦堪自慰。”这条日记可以想象柴德赓此时的如释重负的轻松。

1965年7月5日柴德赓“以《校记》《刘校》及《五代史校本》（维强按，即《新五代史》校记、刘校《新五代史》及以五洲同文本为底本的《五代史记》校本）送陈宅留存，并通知乃和12日零时五十分车动身”返苏州。

陈垣北京旧居。

柴德赓点校的《新五代史》，以清光绪癸卯年十月五洲同文书局石印乾隆四年校勘本（即殿本石印）为底本，日记里可知，也参考了其他本子，例如：日记1964年10月7日“石峻送贵池本《新五代史》来，底本为南宋本，与百衲本底本近似，而又不同，各有短长”。“贵池本”即清代贵池刘氏景印南宋本。11月2日：“以贵池本补校《新史》第一至五卷毕。”1965年1月3日“王哲卿送百衲本《新旧五代史》来……”王哲卿，中国书店供职。4月28日“闻孙人和先生家藏杨荣陆《五代史志疑》……允为检出……”3月10日写信给在苏州的夫人陈璧子让寄来留在家里的“《五代史纂误》和《新唐书纠谬》”。5月18日日记记载柴德赓下午至陈垣府上，“携南监本《新五代史》二十四册归”，则南监本《新五代史》也是柴德赓参考的本子，这在日记里也有记录：6月15日“以南监本补前校记，两日来补12卷”。再比如：5月21日日记下午“四时到北京图书馆。诣赵万里，病已愈矣，气力稍弱。观善本室《五代史志疑》……”

柴德赓日记也记录了他对刘乃和《旧五代史》点校稿做“通阅核定”工作。例如：1965年1月26日“校《新史》第七十四卷毕……”，此后柴德赓分出精神来看刘乃和的《旧五代史》校点稿，例如：1965年2月20日“乃和……《旧五代史》已点至七十余卷，为校正数处”，3月5日“为阅《薛史》第七十九卷点句”，8日“为乃和校阅《旧史》点句至第八十卷”，15日“为乃和校正《旧史》第八十一、八十二两卷点句”，23日“校阅《薛史》句读，尽两卷”，10月12日“上午至陈宅，与乃和商定校点《旧五代史》进一步计划，乃和从七十四卷以后校起……余自今日起校正其点句，拟校正后即发誊写。大致每月校八卷”。柴德赓保留下来公开出版的日记，止于1966年1月25日，日记中最后一次说及《旧五代史》校点的是1966年1月18日（星期二）：“上午至陈宅，与乃和研究《旧史》第十八册（维强按：《旧五代史》共24册）中问题。至此《旧五代史》标点符号完成四分之三了，今日起休息两周……”两周后的日记阙如了。

柴德赓为校点《司天考》两卷曾向钱宝琮先生请教，上文已有记述。柴德赓日记里也还有其他有疑而多方请益以释疑的记录，如1965年3月2日为刘乃和《旧五代史》校点中一晋代佛教问题如何解释，先后请教过赵朴初先生、陈垣先生，未能解决疑问，后从《元稹集》的《许刘总出家制》里约略了解“盖唐时有此习惯，然仍未明确”。5月21日日记：晚上“七时半到陈宅。乃乾先生谓王仲荦校《齐书·官志》左右仆射条，有‘右仆射次经维是黄案’一段，无法标点，陈与宋云彬、王伯祥二君同研究，亦无法断句，予疑此段有脱字，即其案头取《通典》一查，则《通典》所引两作‘次经之’，多一‘之’字，则语意甚明。”日记里记录之后，柴德赓对这件事作了小结：“此亦是撞着法耳，然今人知以《通典》校八书者亦寡矣。”日记里的上述这几段，可资“翠微校史”的掌故了。

陈垣和陈乃乾。

“翠微校史”最早离开中华书局大院的是原先点校《旧唐书》的刘节。赵守俨文章《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直言《旧唐书》因刘节不能胜任，改为陈乃乾。《柴德赓日记》里几处简要述及可大略知前因后果的基本轮廓。

中华书局最先发现刘节点校《旧唐书》以及校记存在比较多问题，所以拟开会讨论，开会前数日将刘节校记发给参加二十四点校的在京学者阅读，为提出问题并作研讨做准备。柴德赓也得到了一份《旧唐书》校记，柴德赓对照原书和其他材料，仔细研读了这份校记。1965年1月1日星期五：“余今日得中华书局送来刘节所作《旧唐书》校记第八卷一卷，闻将组织讨论，遂逐条为之检阅原书，分析事理，计共111条，至晚睡已十二时半。校对至70条。刘所依据，沈炳震校，岑【建功】刻校记，随意截取，校而未断，或一断便错，可怪者本书有传屏而不阅，故本校绝无，旁校不多……一一为批注于原卷上。”3日“取百衲本《旧唐书》卷八，大刘所校《旧唐书校勘记》第二册来。刘节所录皆大刘所校，无一条目自出心裁……大刘亦不核对旧史本书，以沈校、张校为基础，泛泛一校，并未精到”。4日“整理刘校《旧唐书》卷八问题”。

参加“翠微校史”的学者研读了这份校记后，1月7日上午中华书局开会讨论刘节校记。会上，“郑天挺发言提出工作责任感问题，谓当学解放军从难从严从实在做起，刘节距此要求甚远，而适得其反。王永兴从《册府》《唐大诏令》等书核对，可补校记者甚多，谓刘不作基本功，校记又不清楚，乃和发言谓本校、对校工夫未下，干支可以解决而不解决。午饭于中华书局……午稍休息，二时复会”，柴德赓“亦发言……最后归结为刘不下硬功夫，多有硬伤，治学态度大有问题”。

接下来没过多少时间就是农历春节了。1965年1月22日“闻中华书局方面二十四史校点诸公，各自归家矣”，这是过年去了。

1965年4月28日日记：“晚至陈乃乾先生家，陈言《旧唐书》拟请陈仲益点句，即在其家工作，此非刘所喜，然陈已决定，中华书局亦同意……”陈仲益，陈垣次子。5月8日日记：“乃和已知仲益助陈乃乾校《唐书》事……”中华书局至此已明确《旧唐书》点校另换陈乃乾、陈仲益来做。只是尚未和刘节说。

6月15日日记：“乃和来找予，留言有要事，至则始知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组定18日开会，又送来刘节《旧唐书》校记一卷，并云，盼余在会上提出意见，且为中华辞退刘节导其先路。”这自然是比较棘手的事，柴德赓明白“局（维强按，指中华书局）中诸人难于启齿”，要柴德赓做“铺垫工作”，柴德赓日记里接着写道：“然余讲话，亦当有根据，有分寸。”刘节此时已年过六十，是知名历史学家，如何与刘节说这件事，确实是个比较大的难题，中华书局感到难办也在情理之中，所以请柴德赓帮助一起解决这个难题。柴德赓给自己定了讲话要“有根据，有分寸”这两条要求，“有根据”是“理”，“有分寸”是“情”，也就是要“入情入理”。这天晚上柴德赓研读刘节校记，“以大刘校本对核”，16日、17日继续“阅刘节校记”。

18日上午八时半中华书局开会，“到郑天挺、冯家升、翁独健、唐长孺、张维华、卢南乔、汪绍楹、罗继祖、傅乐焕，萧项平主持会议。讨论刘节校记，傅乐焕先发言，郑天挺继之，刘多所辩解。休息后汪绍楹、乃和发言，十一时二十分”柴德赓发言，主要谈了刘节点校的两个主要问题：“一、刘所用底本为局本，局本误须校，不误不须校，不如径用百衲本，另起炉灶；二、刘虽比前用力，等于岑校加注，成繁琐哲学，逻辑性又差，欲超过岑校甚难……”柴德赓言“刘自有专长，当发挥其所长”。柴德赓发言之后，“郑、唐拥阐余意，略有所述，萧作结论，大致同意余所主张。刘亦自愿返广州”。中华书局这件棘手的事，算是比较妥善地做了了结。这件事的处理，也可知当年中华书局尤其陈乃乾先生对待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认真负责、实事求是。

柴德赓研读刘节《旧唐书》校记，不是“手电筒只照别人”，他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点校工作，作自我提醒，1965年4月3日写给夫人陈璧子的家书里略述“中华对刘节工作态度和水平不满意”，然后就反躬自省：“我们自己也当提高工作水平，完成任务。”上文所举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所花的功夫，可证柴德赓也是身体力行。柴德赓用功太甚，终至生病，1964年10月4日日记：“昨晚半夜……忽觉周身冷战，手持茶碗盖抖落于地，始觉吾病矣。”12月19日“近日校书工作，恒至深夜，所幸血压尚不过高，但觉稍累耳。自此以往，仍宜力自控制……”1965年1月5日日记“：……忽觉心口闷痛，头渗之汗，始知余患心脏病，正式提警告矣……”这就是积劳成疾了。

可惜的是，柴德赓没能看到自己的果实付梓。1966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全部停顿下来。柴德赓被召回苏州。据柴念东著《柴德赓年谱》（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版）：柴德赓6月15日到达苏州，“下火车后乘人力车至凤凰街时被江苏师院历史系‘革命师生’揪下，戴上‘反动学术权威’高帽子开始游街”，1970年1月22日含冤病逝于苏州尹山湖农场。第二年6月21日陈垣先生也在北京医院病故。1971年4月，二十四史点校再次重启时，柴德赓已经去世，陈垣病重，也就无由完成未竟的工作了。柴德赓的《新五代史》点校稿和1032条校记，也被遗失。幸运的是，柴德赓身前曾在一个本子上过录了他的点校，柴念东先生介绍：他们“整理柴德赓先生遗稿时，意外发现一函十册光绪癸卯冬十月五洲同文局石印《钦定五代史》……可以看出，此书是在点校《新五代史》时，将点校结果移录到自藏本上。此本为标点本及校勘记合一，另有一些批语……”2014年6月《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全三册）整理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想，柴德赓先生的这个点校本，是值得文献学专业学生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的。

此处稍稍补充说一说二十四史点校的重启工作。1971年初全国出版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总理指示必须改变当时的出版状况，并明确指出《二十四史》还要校点。据1964至1976年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学者包遵信公开发表的文章《功德长留天地：记周总理对“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的关怀》：当时姚文元背着周总理，指使上海火速组织一个点校二十四史的班子，并由罗思鼎牵头挂帅。周总理在1971年4月12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和部分代表时，问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校点情况，被告知上海已组织40多人校点《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总理的指示是：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一点完成。赵守俨1971年撰写《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书品》2013年第2辑），文中说到了点校人选问题，写道：“理想的人选，最好具备这些条件：（1）熟悉一代的史书、人物、制度；（2）具有一定的古汉语水平；（3）有整理古籍的经验和版本知识；（4）会用标点；（5）了解编辑出版方面的要求 。下面提出的人选，仅就未完成的十三史考虑问题。”刘乃和当时健在，赵守俨这篇文章里写道：“刘乃和（北师大）：陈垣的秘书，过去点校旧五代史是在陈的指导下工作。可参加旧五代史的点校。”据有关材料介绍，由于政治因素的存在，最终的工作安排是，点校工作分两地进行，上海方面负责两《唐书》、两《五代史》及《宋史》。北京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增加了《清史稿》的点校。刘乃和未能继续完成《旧五代史》的点校。

陈垣和中华书局金灿然、陈乃乾等。

柴德赓北京校史期间，抽时间还做了其他的学术工作，择1964年6月至1965年4月例举如下：

1964年6月4日“晨起写‘论乾嘉考据’文”。6月9日“写‘考据文’”。6月13日“周修强电话，言《人民日报》欲陆续发表余《二十四史提要》，盼余收拾旧稿……师大催余写成《王鸣盛与钱大昕》”。18日“写《王鸣盛与钱大昕》稿”。20日“北大文献专业向仍旦同志来，约下月初以旧稿整理交卷”。24日“上午侯堮来，以碑版释文四篇属审阅”。26日“周修强来，携去《魏书》《周书》《齐书》《南北史》介绍及‘通鉴刊本小册子’去，颇思余为《人民日报》撰稿”。28日星期日“自三时半重写《王西庄与钱竹汀》文，至晚二时，写五千余字”。7月3日“周修强来电话，人民日报社欲余速为整理《通鉴》一文发表”。6日“以【王西庄与钱竹汀】文稿交师大学报编辑部，付抄”。8月16日“改定《年代学四讲》文稿”，第二天“寄向仍旦文稿【年代学四讲】……”。11月11日“整理《顾亭林与归元恭札跋》文”。

1965年2月19日“乃乾先生嘱予为撰《清代笔记丛书》序文……诺之”。3月19日“上午为乃乾先生校阅《笔记汇刊序文》”。4月8日“清理旧稿《王鸣盛与钱大昕》《苏州在唐代的经济地位》《明末苏州灵岩山遗民僧弘储》……”9日“开始写《论五代史》文”。24日“上午修改‘论十七史商榷’”。这篇“论十七史商榷”即柴德赓后期治清代学术史的代表作“三论”里的《王鸣盛和他的》，同年5月19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史学》。顺带说及，柴德赓书法造诣亦甚高。郭沫若1965年在《文物》杂志第6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断言《兰亭序》是伪作。柴德赓在这年的日记里数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6月16日“郭老论《兰亭》为伪托，文甚长，证据不足”；10月3日“元白26日发表一文，尽弃旧说，而从郭老之说，其然，岂其然乎”。刘乃和后来给《柴德赓书法选》写序，说柴德赓字“遒劲俊美，深得援师称赞”。

柴德赓日记1964年年末小结谈及校点《新五代史》：“对校点《新五代史》工作，全力以赴，为余十年来用力最多之一次。”对照柴德赓上述日记，恐怕也是柴德赓学术论文撰著用力最多的时期之一了。

陈垣和“翠微校史”诸公，这张照片系刘乃和摄影。

“翠微修史”曾为佳话，此处再补充刘乃和、柴德赓的记录以备掌故。

刘乃和1964年4月18日写给柴德赓的信里说：“……搞廿四史的其他同志，都集中在中华招待所，据闻那里条件不好，多不满意……”所以刘乃和以为柴德赓“是师大调……按工作情况说，也是住师大为宜……”柴德赓日记1965年1月7日：“……局中于校点二十四史者每月贴伙食费24元，自出15元，较之民族饭店客饭有过之无不及。”

柴德赓日记记录陈垣先生邀“翠微校史”诸公叙谈事：1964年7月17日“上午……乃和……来电话，嘱转告郑毅生先生，代老师约伊等于今日下午四时许相见，即与郑通电话约定。……四时至陈宅，未几，郑天挺、刘节、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罗继祖、王永兴、唐长孺及陈【仲安】来，与师见面，乃和为摄数影，又同至书室小坐。张维华先生、郑等欲邀余与乃和同至玉华台一叙，援师闻之，坚欲请诸君晚餐，遂命车至文化餐厅吃西餐。仲荦与余周旋，意特诚挚，七时半散”。我读到这段文字，不仅想起这几张合影照片，再想到两年后“风暴”将至，真是有说不出的慨意了。

本文标题出自柴德赓1964年2月26日在苏州收到的翦伯赞手书七绝《忆苏州寄柴德赓教授》。

2025年9月8日初稿，9日修改，富春江畔古桐庐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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