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和孤独症孩子，如何解决“托付”难题？

“特殊需要信托，钱从何处来？谁来管理？如何落地？”

“对信托公司来说，这是一个业务还是社会责任，是否担得起这份‘重托’？”

“要构建身心残障人士的社会保障机制，在我国，当下尚需要探索政府、家庭和社会分担机制。”

这些观点来自北京信托法学研究会组织的一场法学界学术研讨，关于如何构建特殊需要信托制度，坐在台下的喇梅是现场为数不多的信托公司业务人员：“研究界对特殊需要信托有争议，但我们要做的是先干起来。”

特殊需要信托是一种专门为未成年人、心智障碍者、生活不能自理的残障人员、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需要人群设计的信托服务方案。对信托公司来说，这是监管部门明确的一个业务类型；对社会而言，这可以成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喇梅自称是个E人（外向型性格），自开始拓展此类业务起，她已走访了近20个家庭，她称这是一种“地推”模式。

“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悲欢，几乎每次拜访我都要哭一场。家长普遍担心自己离世后，孩子怎么办。”喇梅说，“最难的是每次开始都要进行知识普及，大家对信托是什么几乎都没有概念。”

中国信托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蔡概还表示，“特殊需要人群，包括但不限于失能失智老人、患有孤独症孩童以及其他不能有效生活自理的特殊群体。按照信托业务三分类的定义，特殊需要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接受单一自然人委托，或者接受单一自然人及其亲属共同委托，以满足和服务特定受益人的生活需求为主要信托目的，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信托业务。”

实践层面，自2019年以来，我国部分残障子女的家长们在一些公益慈善组织及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开始探索特殊需要信托试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金锦萍介绍，根据不完整数据统计，已经有数百位以上的家长为自己的残障孩子设立了类特殊需要信托。

最近的一单特殊需要信托来自上海，是上海市开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后的首单。

年近80岁的李女士早年离异，膝下无子女，晚年日常生活主要依靠侄子照料。李女士名下仅有一套处于出租状态的房产，她希望在保障自身晚年生活无虞的同时，将房产妥善传承给侄子。在信托公司的帮助下，落地了“心享”特殊需要服务信托，既保证其生前保有房产运用、处置及收益权，又确保了传承意愿的精准落地。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共计13家信托公司开展了特殊需要信托业务，总规模为1.65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开展此类业务的信托公司已约20家。

特殊需要信托有何优势或存在价值？我们以上述李女士的案例来分析。

通过设立此单信托，李女士的多重需求得到了系统性解决：一是实现了资产“风险隔离”，让信托财产依法独立于各方资产，即便未来面临债务纠纷等风险，其作为信托资产的房产将得到充分保障；二是专业信托机构的介入构建起“风险防火墙”，有效规避了老年人易上当受骗的风险；三是信托公司作为专业受托人，为李女士提供全周期的资产服务，在资产运营上，延续房产出租模式，将租金收益严格按约定分配，这笔稳定的租金收入，成为李女士有限退休金外的重要补贴；在价值管理与收益分配方面，当李女士遭遇重大疾病等特殊情况时，受托人可根据指令处置房产，所得资金优先保障其医疗及其他重大开支；四是精准实现了李女士的财富传承意愿，确保房产在其百年之后定向传承给侄子。

蔡概还认为，特殊需要信托具有特定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三个特点。特定性表现在它是以满足和服务特殊需要人群的特定需求为主要信托目的的一种特别的信托制度安排；长期性是指围绕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等信托当事人以及相关护理、监护机构，提供长期陪伴式的信托服务；复杂性则指涉及多方利益群体，受托人作为核心枢纽节点需要多方链接，彼此协作，相互赋能。

6月13日，一场聚焦特殊需要群体权益保障的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现场的一位特需家庭代表感慨地说：“过去我四处碰壁，找不到可持续的保障。今天，星星雨的专业担当、信托机构的规范运作、律师团队的法律护航，让我看到了希望。这份协议不是终点，而是孩子未来生活的起点。”

这场签约标志着“信托+社会组织监督”模式落地，为特殊需要家庭的资产托管、子女照护等核心问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作为信托方，喇梅说：“特殊需要信托不是简单的金融产品，而是承载着两代人希望的社会工程。我们将与监察人紧密联动，确保信托财产安全增值，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当前，我国特殊需要信托尚处于发展萌芽期，并未成为主流的服务信托类别。信托公司通过业务“嫁接”，如开展“特殊需要+家族”信托、“特殊需要+保险金”信托、“特殊需要+养老”信托、“特殊需要+慈善”信托等创新型业务来满足客户不同需求。

来看一个“保单+信托+服务”的案例，委托人是一名20多岁孤独症患者的母亲，孩子的父亲已于前些年不幸离世。刚刚退休的委托人为了使女儿拥有更充足的物质保障，通过购买年金保险实现前端的财富积累和保值增值，同时设立信托作为未来保单赔付金的接收账户。保单赔付金进入信托后，有3种领取方式，分别是小额生活费、大额医疗金和服务机构费用，由信托点对点定向支付，保障孩子得到持续照料。

据民政部2024年9月发布的数据，我国失能老年人数约3500万人，占全体老年人的11.6%。据中国残联相关统计数据及估算，我国心智障碍者约有1200万至2000万人。这一群体包括智力发育迟缓、唐氏综合征、孤独症谱系人群、部分脑瘫等发展障碍人群。

金锦萍呼吁，我国当下需要探索政府、家庭和社会分担机制。在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尚无法覆盖残疾人生活所需之时，由政府设立或者委托专门的受托机构来为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信托服务，不仅能够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更能激活社会资源，为残疾人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创造条件。

“特殊需要信托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理财产品，而是一种法律结构和机制。特殊需要信托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可以为所有问题的解决提供财产基础和机制平台，因为信托有着对接遗嘱、保险、监护、慈善事业等制度或机制的灵活接口。”中国政法大学信托法研究中心主任赵廉慧说。

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社会保障处处长张瑶结合调研情况介绍，特殊需要信托的公共性与信托服务个性化品质化高成本特点之间存在匹配难点。

“已设立的特殊需要信托在服务过程中，出现过信托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信托公司需要对受益人就医或照护费用进行垫付的情况，如果信托公司要承担更多财产管理之外的职责，会加大特殊需要信托落地难度。特殊需要信托需要政府、残联、民政、金融等各个部门密切合作，各方形成‘金融+社会服务+监管’的闭环生态，通过资源整合来提供全方位、可靠的服务。”张瑶说。

华鑫信托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袁田认为，特殊需要信托的体系构建应围绕四个维度展开，一是识别客户，形成规范特殊需要信托的共识；二是了解客户，建立特殊需要信托的客户画像数据支持系统；三是服务客户，守好特殊需要信托的职责边界；四是引导客户，实现特殊需要信托的普惠价值。

喇梅坦言，特殊需要人群或家庭往往面临多重困境，仅有信托不能解决全部的托养安置需求。现在社会对信托制度认同度不够、监护组织及配套制度缺乏、托养机构匮乏且难以维持长久运营、不动产信托税收较高、特需信托制度配套缺失等因素都导致客户难以设立信托。

“当我病了、老了、走了，谁来照顾孩子？自己的养老问题，又该怎么办？特殊需要信托承载着特殊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通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将这一制度不断完善。”一位家长告诉《金融时报》记者。